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
发布时间: 2015-06-04 浏览次数: 12 文章出处:

一九六二年冬天,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。这一年,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,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,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,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。

就是在这样的关口,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。

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,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!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,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;片片内涝的洼窝里,结着青色的冰凌;白茫茫的盐碱地上,枯草在寒风中抖动。

困难,重重的困难,象一副沉重的担子,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。但是,焦裕禄是带着《毛泽东选集》来的,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。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,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,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。只要加强党的领导,一时有天大的艰难,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。

第二天,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,他已经下乡了。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。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,到饲养棚里,到田边地头,去了解情况,观察灾情去了。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,他一路走,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。见到沙丘,他说:“栽上树,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!”见到涝洼窝,他说:“这里可以栽苇、种蒲、养鱼。”见到碱地,他说:“治住它,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!”转了一圈回到县委,他向大家说:“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,问题是要干,要革命。兰考是灾区,穷,困难多,但灾区有个好处,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,培养人的革命品格。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。”

焦裕禄的话,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。大家议论说,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,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,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。

“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”

连年受灾的兰考,整个县上的工作,几乎被发统销粮、贷款、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。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。那时候,很多群众等待救济,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,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,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。他们害怕困难,更害怕犯错误。

焦裕禄想:“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,县委挺不起腰杆,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。‘干部不领,水牛掉井’,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,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。”

夜,已经很深了,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他披上棉衣,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。在这么晚的时候,张钦礼听见叩门声,吃了一惊。他迎进焦裕禄,连声问:“老焦,出了啥事?”

焦裕禄说:“我想找你谈谈。你在兰考十多年了,情况比我熟,你说,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?”

张钦礼沉思了一下,回答说:“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。”

“对。”焦裕禄说:“但是,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:领导。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。没有抗灾的干部,就没有抗灾的群众。”两个人谈得很久,很深,一直说到后半夜。他们的共同结论是,除“三害”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;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。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,要想完成除“三害”的斗争,将是不可能的。严冬,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。人们到齐后,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。只说了一句:“走,跟我出去一趟。”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。

当时,兰考车站上,北风怒号,大雪纷飞。车站的屋檐下,挂着尺把长的冰柱。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,正从这里飞驰而过。也还有一些灾民,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,蜷曲在货车上,拥挤在候车室里……。焦裕禄指着他们,沉重地说:“同志们,你们看,他们绝大多数人,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。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,不能责怪他们,我们有责任。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,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,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。……”

他没有再讲下去,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,这时有人才理解,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。

从车站回到县委,已经是半夜时分了,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。

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,最后说:“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,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,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,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。”

焦裕禄

任何时候,办法总会比困难多,就看你找到找不到。在办公室里拍疼了脑袋想不出的办法,到群众中走一走,就会找到。要想解决问题,就得去调查研究。

紧接着,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等文章,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,勉励大家象张思德、白求恩那样工作。以后,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,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。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,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,同敌人英勇搏斗,前仆后继。有一个区,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。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,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。……焦裕禄说:“兰考这块地方,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。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,就把它让给敌人,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?”

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,使县委领导核心,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。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、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,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“三害”的决心。不久,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,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。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,要取得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基本胜利,改变兰考的面貌。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,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,焦裕禄在报告上,又着重加了几句:

  “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。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,我们有革命的胆略,坚决领导全县人民,苦战三五年,改变兰考的面貌。不达目的,我们死不瞑目。”

  这几句话,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,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,一次庄严的宣誓。直到现在,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,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。

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”

 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,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,这涝、沙、碱三害,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!今天,要制伏“三害”,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,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,付出高昂的代价。

  他想,按照毛主席的教导,不管做什么工作,必须首先了解情况,进行调查研究。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要想战胜灾害,单靠一时的热情,单靠主观愿望,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。即使硬干,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“闭塞眼睛捉麻雀”、“瞎子摸鱼”的错误。要想战胜灾害,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,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,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,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。

 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,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“三害”究竟有多大份量。

  根据这一想法,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、老农和技术员,组成一支三结合的“三害”调查队,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,查风口,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。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,都参加了这场战斗。那时候,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,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,会加剧病情的发展,劝他不要参加,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,他说: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。”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,说完就背着干粮,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。 

 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,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、探流沙的时候,雨最大的时候,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,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,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、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。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,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,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,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,从黄河故道开始,越过县界、省界,一直追到沙落尘埃,水入河道,方肯罢休。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,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“脱坯人”了。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,有时候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……。

  有一次,焦裕禄从杞阳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,遇到了白帐子猛雨。大雨下了七天七夜,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。焦裕禄想:“嗬,洪水呀,等还等不到哩,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”他回到县里后,连停也没停,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。眼前只有水,哪里有路?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,探着,走着。这时,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,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。三个青年恳求着他说:“你回去休息吧,把任务交给我们,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。”焦裕禄没有同意,继续一路走,一路工作着。

 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,同志们为他张了伞,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。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,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:“一片汪洋大水,您是咋来的?”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:“就坐这条船来的。”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,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,一边指点着,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,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,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,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,……这样,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,统统排出去了。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,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,竟这样的深入细致!到吃饭的时候了,他要给焦裕禄派饭,焦裕禄说:“雨天,群众缺烧的,不吃啦!”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。

 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,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,调查队在风里、雨里、沙窝里、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,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,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“三害”的第一手资料。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,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,编了号、绘了图;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,也一个个经过丈量,编了号,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,淤塞的河渠,阻水的路基、涵闸……也调查得清清楚楚,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。

 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,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、沙、碱发生、发展的规律。几个月的辛苦奔波,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,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,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。大家都觉得方向明,信心足,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。

焦裕禄发现花生适合在兰考种植,因此大力推广。这是他在花生地拔草。

焦裕禄发现花生适合在兰考种植,因此大力推广。这是他在花生地拔草。

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

  夜已经很深了,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,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。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。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,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,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?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?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?……

 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。

  他披衣起床,重又翻开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在多年的工作中,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习惯,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。县委开会,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。无论在办公室,或下乡工作,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,装上《毛泽东选集》带在身边。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,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,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。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,叫做“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,回来读毛主席著作,晚上‘过电影’,早上记笔记。”他所说的“过电影”,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。他说:“无论学习或工作,不会‘过电影’那是不行的。”

焦裕禄

我想,作为一个革命战士,就要像松柏一样,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,还是在冰天雪飘的严冬,永不凋谢,永不变色;还要像杨柳一样,栽在哪里活在哪里,根深叶茂,茁壮旺盛;要像泡桐那样,抓紧时间,迅速成长,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  现在,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,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,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,去阅读毛主席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》那篇文章。目光停在那几行金色闪耀的字上:

  “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,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,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,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。”

  “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,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,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。”

 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,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。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。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,蹲在牛棚里,跟群众一起吃饭,一起劳动。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,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、倾听着、观察着。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“翻身”、要求革命的呼声,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对“三害”斗争的革命精神。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办法,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。群众的智慧,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,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。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。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,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梁穗。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,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,不向国家伸手,不要救济粮、救济款,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。他们说:摇钱树,人人有,全靠自己一双手。不能支援国家,心里就够难受了,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。就在这年冬天,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,养活了全体社员,养活了八头牲口,还修理了农具,买了七辆架子车。

 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,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,从下面深翻出好土,盖在上面。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,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。他们说:“不能干一天干半天,不能翻一锨翻半锨,用蚕吃桑叶的办法,一口口啃,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。”

 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,冒着倾盆大雨,挖河渠,挖排水沟,同暴雨内涝搏斗。一九六三年秋天,这里一连九天暴雨,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,卖了八万斤余粮。

 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,雷打不散,社员们兑鸡蛋卖猪,买牲口买种子,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,社员们说:“穷,咱穷到一块儿;富,咱也富到一块儿。”

  韩村,秦寨,赵垛楼,双杨树,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,使焦裕禄十分激动。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。他在县委会议上,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,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。他说: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,集中起来,再坚持下去,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。”

  一九六三年九月,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,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,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。会上,焦裕禄为韩村、秦寨、赵垛楼、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,请他们到主席台上,拉他们到万人之前,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。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,集中起来,总结为四句话:“韩村的精神,秦寨的决心,赵垛楼的干劲,双杨树的道路。”他说: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!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!他大声疾呼,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,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,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,制伏洪水,向“三害”展开英勇的斗争!

 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,是一个伟大的转折。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,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,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。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;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,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,高高地升起!

  从此,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,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“奋发图强的嘉奖令”和“革命硬骨头队”的命名书。

“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,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”

 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、沙、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,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。一九六三年秋季,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,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。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,渍死了。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,二十二万亩受灾。

 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。

 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。北风越刮越紧,雪越下越大。焦裕禄听见风雪声,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。过了会儿,他又走回来,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:“在这大风大雪里,贫下中农住得咋样?牲口咋样?”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。他说,“我说,你们记记。第一、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,访贫问苦,安置无屋居住的人,发现断炊户,立即解决。第二、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,必须深入牛屋检查,照顾老弱病畜,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。第三、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。第四、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,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,在哪个大队 的范围,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,保证吃得饱,住得暖。第五、教育全党,在大雪封门的时候,到群众中去,和他们同甘共苦。最后一条,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。”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,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。

焦裕禄

要提倡少开会,多做工作,少讲空话,多办实事,坚决糾正走马观花,一般化的领导方法。

  这天,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。焦裕禄的房子里,电灯也亮了一夜。

  第二天,窗户纸刚刚透亮,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。焦裕禄说:“同志们,你们看,这场雪越下越大,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,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,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,应该到群众中间去。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,出现在群众的面前,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去关心群众,帮助群众。”

  简短的几句话,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。有人眼睛湿润了,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。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。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,分头出发了。

 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。北风响着尖利的哨音,积雪有半尺厚。焦裕禄迎着大风雪,什么也没有披,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。那时,他的肝痛常常发作,有时痛得厉害,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。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,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,踏着积雪,一边走,一边高唱《南泥湾》。他问青年人看过《万水千山》这电影没有?他说:“你们看,眼前多么象《万水千山》里的一个镜头呵!”

昔日剿匪反霸、生死与共的战友成为一对有着共同理想的伴侣。这是焦裕禄和妻子徐俊雅结婚时的留影。

昔日剿匪反霸、生死与共的战友成为一对有着共同理想的伴侣。这是焦裕禄和妻子徐俊雅结婚时的留影。

  这一天,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,没喝群众一口水。风雪中,他在九个村子,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,在梁孙庄,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。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。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,老大娘是个瞎子。焦裕禄一进屋,就坐在老人的床头,问寒问饥。老大爷问他是谁?他说:“我是您的儿子。”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?他说:“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。”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。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:“解放前,大雪封门,地主来逼租,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,住人家的牛屋。”焦裕禄安慰老人说:“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,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。”

 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,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。谁能够想到,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,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,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、救济款。他们说:把救济粮、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,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!

 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!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,党号召的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,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,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、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。

  有了这种精神,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!

“县委书记要善于当‘班长’”

  焦裕禄常说,县委书记要善于当“班长”,要把县委这个“班”带好,必须使这“一班人”思想齐、动作齐。而要统一思想、统一行动,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。

  他是这样想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
 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,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。连桌子、椅子、茶具,都要换一套新的。为了好看,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,上面盖一排房子。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。也有人问:“钱从哪里来?能不能花?”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,他说:“花钱我负责。”

  但是,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:

  “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?”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:

  “灾区面貌没有改变,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,群众生活很困难。富丽堂皇的事,不但不能做,就是连想也很危险。”

  后来,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,帮助他认识错误。焦裕禄对他说:兰考是灾区,比不得丰收区。即使是丰收区,你提的那种计划,也是不应该做的。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,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。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,做的是什么。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,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,强加于人。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,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,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。不久以后,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,自己收回了那个“建设计划”。

  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。当时,县委开会,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。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,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。焦裕禄说,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,他犯了错误,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;但是,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。当前改变兰考面貌,是一个艰巨的斗争,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,考验他,锻炼他,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,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,这样不更好吗?

 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,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。这位同志临走时,焦裕禄把他请来,严格地提出批评,亲切地提出希望,最后焦裕禄说:“你想想,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,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,多危险,多可耻呵!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,能付出鲜血、生命;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?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?当逃兵?”焦裕禄的话,一字字、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。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,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。阶级的情谊,革命的情谊,党的温暖,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,他满眼流着泪,说:“焦裕禄同志,你放心……。” 

焦裕禄制定的“十不准”:

焦裕禄制定的“十不准”:

1.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食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,请客送礼;2.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;3.不准赌博;4.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,挥霍浪费;5.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,唱戏、演电影、办集会和其他娱乐活动,谁看戏谁拿钱,谁吃饭谁拿粮,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;6.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,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,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,大肆铺张浪费;7.各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,勤俭过年,一律不得请客送礼,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,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,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,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、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;8.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的或生产队的物资,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;9.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,增加收入,改善生活,反对弃农经商,反对投机倒把;10.不准借春节之机,大办喜事(不是不准结婚),做寿吃喜,大放鞭炮,挥霍浪费。

 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,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。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。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,帮助群众,县委制止了他,并且指出,当前最迫切的问题,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,领导他们起来,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,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。以后,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。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,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。

焦裕禄

鱼塘是集体的,怎么让我一个人尝鲜?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制度,乱尝鲜,集体财产不就变成私有财产了吗?

  就在这年冬天,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,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。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,治住了内涝。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,一季翻身,卖余粮了。

 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“翻身”的这年冬天,那位犯错误的同志,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。他在抗灾斗争中,身先士卒,表现得很英勇。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。

  焦裕禄,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,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。他从小逃过荒,给地主放过牛,扛过活,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。他带着家仇、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,在部队、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。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后,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。他常常开襟解怀,卷着裤管,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、劳动。贫农身上有多少泥,他身上有多少泥。他穿的袜子,补了又补,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,他说:“跟贫下中农比一比,咱穿的就不错了。”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,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。

  有一次,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。一问,原来是看戏去了。他问孩子:“哪里来的票?”孩子说:“收票叔叔向我要票,我说没有。叔叔问我是谁?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。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。”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,当即把一家人叫来“训”了一顿,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。接着,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,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,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“看白戏”。……

  “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,好榜样。”

  “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,方向明,信心大,敢于大作大为,心情舒畅,就是累死也心甘。”

 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,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,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。

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,唯独没有他自己

 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,焦裕禄几次打电话,要他回来休息;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,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,要他安心疗养;财委一位同志患病,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……焦裕禄心里,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,唯独没有他自己。

  一九六四年春天,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、沙、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,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。很多人都发现。无论开会、作报告,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,用右膝顶住肝部。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,左手经常揣在怀里。人们留心观察,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,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。日子久了,他办公坐的藤椅上,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。他对自己的病,是从来不在意的。同志们问起来,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。县委的同志劝他疗养,他笑着说:“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,你压住他,他就不欺侮你了。”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,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。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。

 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,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,他说:“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,离不开!”没有住。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,开了药方,因为药费很贵,他不肯买。他说:“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,花这么多钱买药,我能吃得下吗?”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,强他服了,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。

  那天,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。走到半路,焦裕禄的肝痛发作,痛得骑不动,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。刚到公社,大家看他气色不好,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。公社的同志说:“休息一下吧。”他说:“谈你们的情况吧,我不是来休息的。”

焦裕禄坐过的藤椅。

焦裕禄坐过的藤椅。

 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,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。显然,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,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。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,忍住泪,连话都说不出来了,而他,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,说:“说,往下说吧。”

 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,兰考人民的除“三害”斗争达到了高潮,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。躺在病床上,他的心潮汹涌澎湃,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。他满腔激情地坐在桌前。想动手写一篇文章,题目是:《兰考人民多奇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》。他铺开稿纸,拟好了四个小题目:一、设想不等于现实。二、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,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。领导思想不改变,外地的经验学不进,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。三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四、精神原子弹——精神变物质。

 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,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,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,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。但是,文章只开了个头,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,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。

焦裕禄

我要亲自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,亲自掂一掂兰考“三害”到底有多大份量。

  临行那一天,由于肝痛得厉害,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。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!一年多来,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,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。他把整个身心,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,兰考的斗争。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,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,他从心底感到痛苦、内疚和不安。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,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,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!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,不久他就会回来的。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,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,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,等他回来时,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。

“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!”

 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,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,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,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,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。

  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!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,上面写道:“肝癌后期,皮下扩散。”这是不治之症。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,决不相信这个诊断,人象傻了似的,一连声问道:“什么,什么?”医生说:“你赶紧送他回去,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。”

  赵文选呆了一下,突然放声痛哭起来。他央告着说:

  “医生,我求求你,我恳求你,请你把他治好,俺兰考是个灾区,俺全县人离不开他,离不开他呀!”

 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。医生说:

  “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,在他进院时,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。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,不过,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,我们医务工作者,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,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。”

  这样,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。

 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,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。县上有人来看他,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。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,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?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?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?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?……

  有一次,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:“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,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;还有,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,让我看看!”

  五月初,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的亲密战友、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。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,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,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。焦裕禄问道:“听说豫东下了大雨,雨多大?淹了没有?”

  “没有。”

  “这样大的雨,咋会不淹?你不要不告诉我。”

  “是没有淹!排涝工程起作用了。”张钦礼一面回答,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,安慰他安心养病,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。

  这时候,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,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。他勉强擦了擦汗,半晌,问张钦礼:

  “我的病咋样?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?”

 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。

 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,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:“这是组织上的决定。”

焦裕禄下乡蹲点,和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

焦裕禄下乡蹲点,和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

  听了这句话,焦裕禄点了点头,镇定地说道:“呵,那我明白了……。”隔了一会儿,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,颤颤地交给这位张钦礼,然后说道:“钦礼同志,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。回去对同志们说,我不行了,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。党相信我们,派我们去领导,我们是有信心的。我们是灾区,我死了,不要多花钱。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,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,埋在沙堆上,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!”

 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,他望着焦裕禄,鼻子一酸,几乎哭出声来。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……

  谁也没有料到,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,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。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,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。那一年,他才四十二岁。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,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。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:“我……没有……完成……党交给我的……任务。”

  他死后,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:一本是《毛泽东选集》,一本是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。

他没有死,他还活着

  事隔一年以后,一九六五年春天,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,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。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,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,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。

  一年前,他还在兰考,同贫下中农一起,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。人们怎么会忘记,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,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;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,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。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,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;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,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;是他喊出了“锁住风沙,制伏洪水”的号召;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“硬骨头”精神,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。……这一切,多么熟悉,多么亲切呵!谁能够想到,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,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,离开了兰考的大地。

 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,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:

  “我们的好书记,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,硬把你给累死的呀。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,跟着俺们受罪,现在,俺们好过了,全兰考翻身了,你却一个人在这里。……”

焦裕禄

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,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,埋在沙堆上,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,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!

 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,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。

 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,兰考县的全体党员,全体人民,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。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,经过三年艰苦努力,已经变成了现实。兰考,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,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。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,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、油料产区外,其余的都陆续自给,许多队有了自己的储备粮。一九六五年,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,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,刮了七十二次大风,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。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。这一年秋天,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,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。

 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,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奋力集体完成。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,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,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“贴了膏药,扎了针”①,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,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,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,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,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。

 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,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,正在发芽成长,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,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一心为革命,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,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。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,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,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。 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,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,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志中,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,而且决心不断革命,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,逐步实现“上纲要”(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),“过长江”,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。

  焦裕禄同志,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,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,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。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,不愧为党的好干部,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!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,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。你没有死,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