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月高 汪谦干:谈儒家担当观
发布时间: 2015-06-04 浏览次数: 16 文章出处:

  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使岳阳楼著称于世。资料图片

  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来很重视担当精神,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有影响的担当观,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。

儒家担当观的形成

  何谓“担当”?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是“接受并负起责任”;《辞海》的解释是“担负;承当”。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,并承担起责任。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,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。检索《四库全书》,“担当”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,但有关“担当”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。

 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,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,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,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。《周易》曰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,”认为君子处世,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,顽强奋斗,永不停止。《易传》还引孔子的话说,“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乱,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在《论语》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,如曾参说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。《孟子》则有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;“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”的思想。屈原《离骚》中有“哀民生之多艰”,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等。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、民族命运的关怀,对百姓生活的关心,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。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,出现了《吕氏春秋》所描写的“士之为人,当理不避其难,临患忘利,遗生行义,视死如归”的现象。典型的例子,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,李膺“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”(《后汉书·李膺传》,陈蕃、范滂也“有澄清天下之志”,后都慷慨赴难。

  宋代儒家担当观是随着理学的兴起而深化发展的。五代十国时期,朝代更迭频繁,社会动荡不安,风气败坏,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。宋代建立后,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,倡导、重视气节,理学兴起,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、完善。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。如北宋张载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;程颢、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。检索《四库全书》,文献中较早使用“担当”这个词的,是程颢、程颐弟子整理的《二程遗书》。如“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,要得人担当了”;“和叔任道担当,其风力甚劲”。其中“担当”的意思就是“承担,并负责任”。朱熹使用“担当”最为频繁,《四库全书》中可检索的就有30多次,《朱子语类》《晦庵集》中多次出现“担当”一词。如他谈到孟子时说,“决然不为小人邪说所乱,不为小利近功所移,然后可以向前担当,鞠躬尽力,上成圣主有为之志,下究先正忠义之传。”从文献看,南宋时期“担当”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、使用,一般士人、大臣也广泛使用。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:“万一急缺,虽无指挥,亦须担当。”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:“天下有事,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,惟其才耳。”元明时期“担当”的使用更为普遍。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,不畏强权,为民请命,大胆弹劾朝中权贵。顾宪成说过:“当京官不忠心事主,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,隐求乡里不讲正义,不配称为君子。”陈继儒更以“担当”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、评判,说“大事难事看担当,逆境顺境看襟度,临喜临怒看涵养,群行群止看识见。”明末清初,顾炎武提出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”;王船山也呼吁“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,存人理于天下者,非士大夫之责乎?”总体来说,宋代以来,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,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、士人所接受,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,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。

儒家担当观的主要内涵

  “担当”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抵挡、担任、传承、裁决、掌握、承受重担等多种意思表达,但最基本的还是接受并负起责任的意思。我们认为儒家担当观的内涵包括强烈的对国家、民族命运的责任意识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君子人格、奉献精神等。

责任意识。这是儒家担当观的核心内涵,儒家典籍中有很多敢于担当、敢于负责的名言,士人、官吏中也有许多敢于担当、敢于负责的事例。早在先秦时期,担当就是君子的美德。春秋时子产鲜明地提出,“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”。孔子生活的时代,周王室衰微、礼崩乐坏、诸侯混战,为挽救危局、拯救人心,孔子奔走列国,虽饱受磨难亦不肯放弃。他不避艰难,敢于担当,勇于任事。当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,便致力于平民教育,培养了大批人才,而其思想更是影响了后世几千年。孟子救世心切,声称“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?”《国语》中也有“居官者当事不避难,在位者恤民之患”的担当思想。东晋时祖逖为北伐中原,“闻鸡起舞”,中流击楫。唐代韩愈也是雄心勃勃,“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”。到宋代,理学家们为重建社会秩序,积极承担培养治理天下人才的重任。如周敦颐志向远大,“志伊尹之所志,学颜子之所学”;张载评价程颢“救世之志甚诚切”;陆九渊坦陈“使天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?苟不用于今,则成就人才,传之学者”;范仲淹自少年时起便慨然“有志于大节”,常自诵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朱熹在任漳州知府时写过这样的对联:“地位清高,日月每从肩上过;门庭开豁,江山常在手中握。”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,以致顾炎武在回顾宋代历史时称“靖康之变,志士投袂,起而勤王,临难不屈,所在有之”。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明代于谦“粉身碎骨浑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,清代林则徐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名言为无数后人景仰。总体来看,宋代以后的文献中涉及“担当”一词大都强调“接受并承担责任”的意思,如宋李焘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就有“所以用程昉者,为河事无人谙晓,又无人肯担当故也”;元代刘因撰《四书集义精要》称“如谓任侠者,是能为人担当事也”;明代海瑞称“自国初至今日竟无一人担当此者,何其故”,由此可见敢于承担责任是儒家担当观的核心内涵。

忧患意识。儒家担当观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忧患意识。儒家典籍中关于忧患意识的内容很多。如《周易》中有“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”,“君子以恐惧修省”,“作《易》者,其有忧患乎?”《论语》中也有多处,如“君子忧道不忧贫”。《荀子》也引孔子的话,告诫君子要善待百姓,“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”。孟子也说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”;“君子有终身之忧,无一朝之患也”。《淮南子》则称“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”。《元史·抄思传》总结了人在三种情况下可成就一番事业,即“知恐惧,成人;知羞耻,成人;知艰难,成人”。最典型的反映儒家担当观中忧患意识的,当是范仲淹的名言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汤一介先生就说过,“自孔子以来,从中国历史上看,儒家学者多对社会政治抱有‘以天下为己任’的忧患意识”。正因为以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的心态,谨慎、小心、周详地考虑问题,有为君子、士人才能成就担当的责任,完成历史使命。

君子人格。儒家重视君子文化,注重培养士人的君子人格,强调道德,注重节操。先秦典籍中提到“君子”的语句很多,据钱念孙先生统计,《周易》中提到53次,《论语》中提到109次,《孟子》中提到82次,《荀子》中提到304次,《诗经》中提到180次。儒家担当观的内涵也包括君子人格。因为敢于担当,就必须要有无私无畏、为国为民奉献、服务的精神,这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精神境界。《大学》中有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念。孔子说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孟子强调大丈夫人格,“善养浩然之气”,要求“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;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独行其道;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。高攀龙在解释孔子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时说“当死便死”,“虽然杀身也要成得一个仁字才好。不然徒死无益,直如草木耳”。曾国藩也说:“君子之立志也,有民胞物与之量,有内圣外王之业,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,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”也正因为儒家倡导君子人格,在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种文死谏、武死战的优良传统。每当民族危难之时,就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,为国分忧,为民请命,可歌可泣。

奉献精神。肩负担当的使命,往往要付出,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,这就需要有奉献精神。翻阅史书,我们可以看到为担当而奉献,甚至献出生命的比比皆是。南宋初年岳飞英勇抗击金军,令金兵感叹“撼山易,撼岳家军难”。但由于秦桧等陷害,最终屈死风波亭。明代张居正誓言“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,许知己,惟鞠躬尽瘁而已,他复何言”。作为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,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“万历新政”,《明史》称,他为政期间“海内殷阜,纪纲法度莫不修明。功在社稷,日久论定,人益追思”,但仍然没有逃脱死后被清算、抄家毁墓的命运。至于因劝谏而遭惩罚的事例也俯拾即是,如宋代宋敏求、苏仲、李天临等熙宁三舍人,就因犯颜直谏被罢官;明代杨继盛为弹劾奸臣严嵩遭“弃世”。即使这样,仍有许多志士敢于担当,勇于奉献。像南宋时期理学家胡宏,鉴于道学衰微、风教大颓,声称“吾徒当以死自担”;明代海瑞曾备棺上谏。所以鲁迅说:“我们自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,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、深沉的忧患意识、倡行君子人格、勇于奉献,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、社会进步、经济发展、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。时至今日,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,值得传承与借鉴。